法律專欄 - 尚德長曜法律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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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節專題:「進擊的律師」

題目:我的律師生涯進擊之路

作者:郭林勇律師 (所長)

(本文轉載自全國律師2015年9月號)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 W. Holmes)曾說:「法律的生命,不在邏輯,而在經驗」(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因此法律學,必須要貼近社會脈動、反應人民需求,才會具有生命和靈魂,才會活起來,法律與社會的互動影響國家、人民甚劇,從十三世紀英國的大憲章(The Great Chapter),到今年(2015年)美國最高法院宣示婚姻平權,均可顯見法律與社會的連動性,法律是觀察社會最顯而易見,也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在台灣過去七十年來動盪的社會中,法律人憑藉著法律專業,始終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而在傳統法律人角色-法官、檢察官、律師-中,尤其又以律師能最接近民眾,最貼近社會每個角落所面臨的困境,可以說律師就有如社會這個大生態系裡的環境指標生物,社會一有變遷,律師最先能感受到這脈動。

  過去七十年來,律師同道除了在法律界、財經界等各個領域貢獻所長、一展抱負之外,對於參與體制外的抗爭、體制內的改革,多位律師先進均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總統開放民選之後,三位總統中,就有一位是律師出身,一位具有律師資格;另一方面,自民國七十八年起政府逐步提高律師錄取率,至民國一0三年律師高考第二試錄取人數達九百一十五人,可說如今律師的成就與人數均已達到相對巔峰。然而律師錄取人數大量增加無疑已對律師就業市場造成莫大之衝擊,不但出現律師職前訓練階段,大量實習律師找不到指導律師、實習期間低薪或甚至無薪等過去難以想像之情形,新進律師的起薪過低、部分律師進行低價惡性競爭亦造成懲戒案件日益增加,我們律師界如何自律,凝結足夠的力量以突破現有的困境,無疑成為律師界之最大課題。

  此次承蒙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向本人邀稿,能在律師節專題下略抒拙見,本人深感榮幸。希望個人職業生涯小小的故事,能鼓勵所有中生代律師及新進律師,每個世代都有每個世代的挑戰,環境並不一定是大家想像的那麼艱辛,只要肯抱持目標、堅持努力,雖然不一定都會成功,但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在前面,你在你努力的過程中,心中就會明白是為了實現理想而努力,就像登山者設立攻頂玉山的目標後,在登玉山的路途之中,有太多的美景,及值得回憶的路程,我們應該要珍惜每一段時間,不要妄自菲薄。期待在這個律師世代交替的過程中,我輩手中的接力棒能穩健地交給各位,勇敢帶領台灣突破重重困難。

  我在民國六十八年通過高等律師考試,在此之前辛辛苦苦考了十一年才考上律師。當時每年律師錄取人數是二位數,甚至個位數,很多人因此放棄這條路。我的家境很貧苦,小學就讀員林國小,初高中均在彰化中學,大學及碩士班畢業於中興法商學院法律系及法律研究所,求學過程一切只能靠自己,完全沒有任何背景。我研究所畢業後,在金門服預官役,隨後考進調查局,而在展抱山莊結訓後,即派到台中市調查站服務,該局犯罪防制中心成立後,調任局本部擔任調查員。在擔任調查員期間我始終沒有放棄過心中考取律師的夢想,一面工作維持家計,一面年復一年的不斷準備考試,雖然過程很苦,但是就因為我很苦,我讀的書就可能比別人多一些,也因為很苦,我就更珍惜這個得來不易的資格。

  我當年夢想當律師是為了改善家庭經濟。在當年,要達成改善家庭經濟的目標並不困難,第一年就可以達成。因為那時律師很少,雖然我考了十一年,但考上後我到台中執業,台中那時候大概僅有約一百名登錄律師,其中真正執業的人不過五、六十人,那時的環境跟現在相比,自然是不同的。

  在我律師執業第三年,事業已經開始上了軌道的時候,恰逢第一屆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我在沒有人脈、沒有背景、甚至在大家都不看好之情況下選上,那年我才只有三十六歲。當時的我自知沒有任何背景,只能靠努力方能無愧選民的期待,擔任立委職務三年期間的努力有目共睹,不少記者及專家學者都認為,在所有立委的排名之中我可以排到前四名。然而第二屆的選舉,卻在形勢看好、呼聲最高的情況下落選了,無緣續任立委,為了選舉我也將當時所有積蓄消耗殆盡,當時的我才三十九歲,外人看我的人生,好像爬到了高峰卻又跌落谷底,甚至有朋友擔心我會一蹶不振。

  但是我個人完全不這樣想,因為我的人生信念一向認為人生的成敗不在一時,所以失敗與否毋須看得如此嚴重,人生最重要的是失敗之後能鼓起勇氣重新爬起來,再繼續向前邁進。尤其我參與政治原本就只是想為民眾多做一些事情,回來當律師一樣可以為民眾服務,只是場所不同罷了。我比一般政治人物幸運的地方是,即使我不從事公職,我也還有律師身分足以營生,也可以為社會及民眾繼續服務,在不當立委的這一段日子裡面,我除了執行律師業務之外,也繼續從事許多無償社會服務,例如擔任扶輪社社長、台中律師公會理事長、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理事長等。當年我落選後就沒想過會再回到政界,但世事無常,人生際遇總是難以預料,十八年後李登輝前總統因為對我的專業以及為民眾服務之理念感到肯定,所以他組成台灣團結聯盟時又提名了我擔任不分區立委,暌違多年,我又回到了立法院。或許可以說,正是我在卸任立委期間的默默貢獻,才有後來李登輝前總統及台聯推薦我當不分區的立委。十八年後重回立法院,我已經從第一次進去意氣風發的年輕委員,成了老成持重的資深委員,對比我朋友的孩子都已經當立委,叫我叔叔,不由得感到人生際遇的奇妙,也讓我更堅信天助自助者的道理。

  所以我一向特別勉勵我們未來的律師們,不要侷限自己只能當個律師,人生的際遇有許多我們無法預測的機會,不管我們未來設定什麼樣的目標:投身大型國際事務所希望從基層的受雇律師慢慢爬升到合夥律師、或者獨立開業、與志同道合的同伴合署或合夥,都是很好的目標及理想。律師同道中亦不乏對政治懷抱熱情的人,也可以想想我從一個沒有背景,只當了三年的律師的菜鳥,因緣際會也可以讓人家重視,而有了進入立法院的機會。現在的台灣社會,有權有勢的人似乎把權力跟資源牢牢控制住,大家或許覺得改變是不可能的,其實不見得如此,從去年的台北市長選舉,我們就可以發現,只要貼近民眾,一心為民眾做事,即使是素人從政,民眾一樣會給予你機會。其實社會各個角落都有太多不幸的故事、太多需要幫助的人,我們有幸當了律師,就有了以法律專業幫助別人的資格。這個社會還有很多結構性的問題,也不斷有律師前仆後繼地援助弱勢,改變社會,最重要的是我們心中不能放棄,要走出自己的路。

  我還記得在我擔任一年律師後,第一次跟內人出國旅遊時心裡所感受到的震撼。之前我從來沒有出國過,從小因為家裡窮,不可能出國去旅遊或留學,但在那那短短十天行程中,我看到夏威夷風景區、洛杉磯、舊金山等各方面的建設,看到在狄士尼樂園大家排隊井然有序,那是一個讓我驚訝的世界。我那時便想,台灣這個社會何時才能民主?可以這麼乾淨?可以這麼的有秩序?所以我就想說,回到台灣後,假如有一天能夠去當個立法委員,在我努力之下,希望能對國家、社會進行改變。

  過去在日治時代以及國府接收台灣後的政治氛圍,統治者常常認為法律人尤其是律師就是麻煩製造者,就像現在中國對維權律師的看法一樣,所以當時對律師人數有很大限制,早年的政治人物幾乎都是醫師,如日治時期的蔣渭水醫師和國府來台後的杜聰明醫師。隨著美麗島事件,在法庭的辯護舞台上,辯護律師團開始了解原來過去所讀所講的都是經過扭曲的,政治結構並沒有對人民開放、憲法所保障的人權無法彰顯,很多律師因此開始思考如何扭轉錯誤的現況,代表那些受難的人民,出來選舉,這就形成了民進黨所謂的律師世代。這是一個啟蒙的過程,當年投身抗爭與改革的律師們不少人後來成了政壇之星,甚至身居要津,可以說這些律師前輩或同道們,用他們的方式實踐了他們的理想,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以律師的身分奮進了,寫下了歷史的里程碑。

  而我走了一條截然不同的路,如同當年許多公教人員一般,當年我曾是國民黨黨員,一開始又在調查局擔任調查員,我雖然曾親眼目睹法治的不彰,政治的敗壞,但是當時猶是見樹不見林。直到我立委落選以後,我到國外,念了很多在台灣被國民黨政府查禁的書刊、雜誌、報導,我才眼界大開,豁然開朗,了解到原來是這麼回事。我的觀察視角由核心拉到最外圍,觀察到最內部最不為人知的一面,而又接觸截然不同的思維激盪,在世界的另一端,我用很多時間加以思考然後沉澱,於是才發現我以前看到的也是被掩蓋或扭曲的,這也是後來我會從國民黨黨員,轉變成台聯的不分區立委的原因之一。

  政治立場的選擇不是對與錯的問題,大環境的問題本來就容易讓人看不清,每個人在時代中所面臨的困境,有時候是每個人身處位置不同、觀察角度不同,於是所感受的問題點也不同。然而律師這個身分足以使我們跳脫一般觀察的角度,既能微觀同理每個民眾感受的難處,也能宏觀發現整體社會結構性的問題。就像我們律師辦案過程,常常一開始覺得這個案件沒有希望,但假如我們因此而不接這個案子,我們就沒有機會深入案件去了解這個案子幽微之處。人皆曰可殺之人也可能是冤獄,怎麼辦?要去查、去辯護,然後不斷思考,不斷深入查察,不斷挑戰自己。

  我當年想要參與政治的最直接原因其實很簡單,我執業一年多之後,便發現許多不合理的條文,雖然有人說惡法亦法,但既然知道是惡法,我們為什麼不去修改它?當時票據法上有刑責的規定,尤其是對空頭支票的刑責,造成很多家庭被拆散,真正開空頭支票的人可能在外面逍遙法外,而他的父母太太子女等家人只是人頭,卻可能就要為一百萬的退票被判七個月有期徒刑,想要修改這種沒有道理的法律,成了推動我參政的最直接動機。

  我從小就喜歡服務,熱心公益,關懷社會、國家的大事。第一次投入立委選舉時,我並沒有預期國民黨會提名我,因為政治界我一個人都不認識,但後來一想,反正登記是我的權利,提名是他們的權利,就秉持心中的熱情登記參選了。登記時,我連國民黨的黨部主委是誰都不知道,直到要提名的前幾天,我才知道國民黨已經重視到我這個人了,因為他們自己做了民調,發現我這個大家都不認識的人,民調的名次竟然在他們原本想要提名的人選之前,而且名次甚至還在現任立委的前面。這當然與我當了很多公會的義務顧問,頻頻為勞工界、商業界、工業界提供無償法律諮詢,並且到處演講,在東海大學、中興大學等地授課,不停的宣導法律知識有關。在我律師執業的前三年裡,我星期六星期日都是在教書,沒有一天間斷過,從來沒有假日,這些努力無形中像種子一樣散播出去,在民調上開花結果。國民黨當時正好也想要革新,所以他們在各地找年輕有學識有抱負的被提名人,於是我得到這個提名的機會,進入立法院,得以在司法及法治委員會發揮法律專長。

  我第一次擔任立委的三年中,努力修改了很多法律,例如民法親屬編男女平等的修改,夫妻財產制、姓氏等,但我著墨最深的是改革當時行政機關內的「黑官」制度,過去國民黨政府藉由行政力量控制台灣社會,並且繞過國家考選制度,在各個行政機關內,例如故宮博物院、學校等安插自己的人,我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委員透過對行政機關的諮詢及修法改變了這種情形。我也改革代書(即現在的地政士)制度,以考試篩選代書基本品質,在以前只要會寫字就可以當代書,但代書有地政士的考試是有助於人民的。這些改革無疑妨礙到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可能多少影響我後來的落選,我當時並不是不知道,但我都無畏現實壓力,堅持做對社會國家有益的改革。而我第二次擔任立委期間,更推動了法律扶助基金會及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使經濟上弱勢族群得以獲得基本的訴訟權保障。我的立委任期雖然沒有通過所有推出的法案,但幾乎都在下一屆就過了,例如票據法廢除刑責、法官法等。這些法案雖然不是在我任內通過,但能在下一屆就通過,這跟我們不斷的努力有必然關聯,在不在我這屆不重要,人生很多事,有為目標努力、最後有開花結果才是重點,成功不必在我,但是如果沒有努力是不可能開花結果的。

  所以我們不管做什麼事,不一定強求馬上得到回報。就像我花了十一年才考上律師,人生都過了而立之年。看起來好像很差,但是我這十一年並不只是在讀書準備考試,我在當公務員,第一線的調查人員,實際的辦案,實際的接觸很多社會百態,累積人生經驗。工作忙碌的時候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就算沒有時間讀書,也要堅持努力不懈的參加考試,因為日積月累,自然而然水到就渠成。我時常回頭去想,當選也當選過,落選也落選過,存在我心中的一直是那些沒有辦法得到幫助的社會上弱勢的人,所以我希望可以改革不公平的體制,促成體制的制度化、公平化,我的努力都是基於當初的理想,毋忘初衷,堅持努力,或許我的從政之路與民進黨的律師世代不同,但秉持為民眾服務的心,希望我們國家及社會更美好進步是一樣的,這就是我以律師身分實踐理想的奮進之路。

  我們活在世界上不知道能活多久,但是我們能做的就是在當律師的時候,關心當事人,好好的讓他得到應有的協助,因為畢竟那是他最徬徨無助的時候。我本身向當事人收取的談話費很低,甚至沒有收,外人看來我好像很吃虧,但是換個角度想,提供法律諮詢也是一種社會服務,是安定社會的另外一種力量,這正是我們當初成立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初衷,我們需要更多的律師同道一同凝聚這股社會力量,讓社會上的人知道,律師不是只為有錢人服務,律師一樣關心弱勢,從事公益。以前有一些當事人環境很困苦,但是真的很需要專業的律師協助,有時候我就少收一些律師費、讓他們分期付款,甚至不收律師費,希望能盡量幫助這社會中最底層的民眾,但律師畢竟不是公務員,我也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律師同道能不計較收入投入公益,而且我一個人的力量更是有限,弱勢的民眾被排除在法律救濟的高牆之外,始終是我心中的痛處,所以第二任立委期間,我到處拜託努力促成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成立,也算了結了心中的一個宿願。法律扶助基金會就是希望可以讓律師同道們能夠認真專心於自己的事業,而藉由參與法律扶助基金會的運作,盡到律師的社會責任,我一向鼓勵事務所內的律師參與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扶助工作,因為促成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成立,始終是我心中感到自豪的從政成績。

   在律師同道中,不乏大學畢業就雙榜甚至多榜有名的俊秀之士,也有像我這樣多年努力才得以入行的苦讀之人,有的同道家境優渥、人脈廣闊,也有同道出身貧寒但一心努力向上,但不論是怎樣的環境或出身,你們會發現律師之路是寬廣的,因為畢竟律師不一定只有辦理訴訟案件,很多非訟案件同樣需要律師的專業,甚至朝工商界發展,現在的公司治理,法律是不可或缺的,舉例來說,國泰金控的蔡宏圖董事長,也是法律人出身,他畢業於台大法律系,並有美國律師執照。律師擔任公務員、事務官、政務官,更是不勝枚舉,只要能夠善用法律素養,除弊興利、造福人民絕非難事,因為有了法律的基礎,所以可以充分了解法律規範,讓自己或長官在做事時勇於任事,知道「依法行政」就不用怕圖利他人。目前我們很多政府官員因為不懂法律,導致這個也不敢做那個也不敢做,到最後不但自己害自己,也影響民眾的權益。甚至法律出身的人,應該很通曉法律,但是公務人員當久了,卻有了保守的心態,這時候有律師經驗的人進入體系去刺激他們就很重要。像從民國九十年起,可說是刑事訴訟制度的大換血時期,我們陸續引進了緩起訴、認罪協商等制度,但是有了這樣的法令依據,卻因為這是新的變革和制度,一開始很多法官不願意使用認罪協商制度,若有律師提出認罪協商就認為是找麻煩,很多檢察官更不願意使用緩起訴制度,導致緩起訴的比例非常的少。民國九十七年二月時,我臨危受命接任了法務部政務次長,雖然知道自己的任期很短只有三個月左右,我仍一心要在法務部做出點成績來,其中一項就是我發現緩起訴這個制度雖然已經公布實施多年了,但實務上幾乎不太用到這制度,幾乎是淪為刑事訴訟的雞肋,所以我一一跟各地的檢察長討論,提出我的想法,認為既然有這個制度,我們就應該善加利用,讓符合規定的微罪案件,透過這制度毋須進入法院,不但可以減少法院的負擔,也可以減輕對這些誤觸法網之人的心理壓力,果然在法務部的支持下,緩起訴比率有了顯著的提升,如今,緩起訴制度已經是檢察官辦案的重要方式。讀法律的人一定要知道,我只要沒有主觀上犯意,想要做什麼事,我就只要認真去做,那是不會有什麼大問題的。任何領域、任何事業也都需要專業法律人才在旁邊監督或提供意見才容易成功,所以我們律師界未來的出路很寬廣。

  以我來說,除了律師業務以外,我也參與政治、喜歡關心社會很多問題,所以我常常利用機會到各個學校去演講,甚至到大學去兼課,就是希望說大家都可以當那種子,我們到哪裡都希望因為有這些種子,再去散佈更多未來的種子,加入我們這個行列,去貫徹我們的行業,把正確的思想灌輸給所有人,所以當律師不是只有賺錢這一條路,賺錢是一定要賺的,但是我們要賺得心安理得,取之有道,這樣我們才會安心過每一天。

  我當年考上律師的社會背景是台灣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國民政府帶著軍隊播遷來台,當時大家都很苦,經濟蕭條,物質都很匱乏,如何維生、改善家人的生活,是我們那代人共同經歷過的人生困境。以我個人為例,我是完全靠讀書得到一份好的工作,然後努力工作來改善家庭經濟,像我這樣的故事在那樣的年代是很常見的,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縮影。現在台灣社會面臨的是不同的困境,嚴重的結構性低薪化,年輕人出社會不但找不到工作,即使有工作也可能無法溫飽,連帶的很多職位的薪資都被低估,讓台灣高級人力逐漸外流,這對社會有很多負面的影響。對我們律師來說,民眾的可支配所得過低,自然無法支付律師報酬,影響案件來源並影響新進律師薪資降低。所以制度上我們應該思考如何結構性擴大律師執業範圍,全聯會近年希望藉由推動律師專業證照制度來提高律師收費,雖然引起不少爭議,但出發點是良善的,我們希望能有更多的律師同道,尤其是受環境影響最鉅的新進律師能夠與公會一起集思廣益,就像太陽花學運改變了國家政策方向一樣,一起創造我們律師業的新希望。以增加律師案源為例,我個人認為,過去司法改革方向之一向來只求減少過量訴訟案件,但是台灣卻一直沒有辦法推動律師強制代理制度,實質上是犧牲了民眾的權益,因為訴訟其實是一件高度專業化的程序,比如說很多民眾進了法院,民事上不知道訴之聲明是什麼意思,刑事上不了解認罪、緩刑、證據能力等對自己權益的影響,法官和檢察官要花太多的時間教導民眾,反而造成司法資源時間與人力上無形的花費。反對律師強制代理者,最主要認為律師費將成為弱勢者無法進入法院的最後一根稻草,導致有理的一方因為資力不足而無緣訴請回復自己應有的權利。事實上,若法律能規定強制律師代理制度,律師費就能成為訴訟費用的一部分,勝訴之一方不用負擔律師費的支出;若擔心資力不足的弱勢者無法跨越起訴裁判費及律師費用的門檻,目前也已經有訴訟救助等制度及法律扶助基金會等組織提供協助。我相信律師強制代理制度能有效成為民眾與法院之間溝通的橋梁,因此英、美、德、法等國均採取這種制度,以台灣現況環境,採取律師強制代理制度也有助於減少顯無理由的案件進入法院,而開庭過程也能減少法官和檢察官說明案件程序如何進行等無謂的時間,更能集中心力在實體理由的攻防,這對減少訴訟案件、提升訴訟品質,都是有正面影響的。

  我過去參政的過程其實也是台灣民主化過程陣痛期的縮影。我從調查局裡的基層調查員、執業律師,當選國民黨提名的立委,十八年後再次成為台聯黨的不分區立委、法務部政務次長,其實我只是一直秉持我的初衷,就是盡我所能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這過程當然有很多困難和壓力,所以我希望能勉勵年輕的律師,不要忘記自己所學,要時時精進並不忘溫習基礎。舉例來說,民法第63條規定:「為維持財團之目的或保存其財產,法院得因捐助人、董事、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變更其組織。」,這個條文相信很多人在學校根本沒學過,也從來都認為是不重要的條文,可是法律所定的條文,沒有一條不重要,沒有一條不會被用到。民國87年,民主化政府組織重整,台灣省政府被大幅「精省」,台灣省政府底下很多利用政府資金所成立的基金會照理說也應該回歸中央政府管理,但是精省前的台灣省政府已經任命新的基金會董監事,這些董監事便以任期未滿為由,拒絕中央政府所任命的董監事人選,隨之民國89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基金會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繃,直到我民國93年當選立委時,都還沒有解決。但我當時想,這些以政府資金成立的基金會是具有協助推動政府政策的公共目的的,所以雖然憲法沒有明文規定基金會董監事應隨政黨輪替同進退,但若因朝野對立而使基金會喪失原有功能,其實已經可能動搖基金會本身存在的目的了,所以我提議應該引用民法第63條之規定,請求法院變更基金會組織重選董監事,而法院也准了,這個延宕多年的爭執最後是透過司法來解決。

  所以年輕律師們,一定要不斷精進自己法律專業的地方,當自己確實擁有能幫助他人的能力時,自然而然有一天舞台就會出現。你們可以看現在目前的政治人物,例如柯文哲醫師,兩年前誰能想的到一個素人醫生竟然日後會變成首都市長,你會很驚訝的發現什麼事情都是可能會發生的,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情,只要你能走出一條你自己的路,努力充實自己,現在就可以立志,我除了律師以外,我可以選擇參與政治,也可以擴大社會服務參與公益事業。現在台灣社會還有很多不公不義的事,例如勞動環境低落,整體薪資過低、政府公權力濫權問題等,處處可見我們律師同道的蹤跡:太陽花學運為學生挺身而出的義務律師團、長期關心土地徵收及環境保護的義務律師等,最近關廠工人案的勝訴更是律師的一大成就,再再告訴我們,律師可以做得更多,各位千萬不要把律師給做小了!各位或許會想,我當選過立委、做過公會理事長、法務部次長,才可以這樣慷慨陳詞,但各位也別忘了,我是三十三歲才開始當律師,三十九歲立委落選之後等於重新開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一開始,我也只是律師界的小小兵,但我很認真的看待我處理的每個案件,因為即使再小的案件,對每個當事人而言都是他生命中的大案,我就這樣,慢慢的,一步步的邁向我的律師進擊之路。

  我已年近七十,未來台灣法治的發展靠的是各位年輕的新血。得失不能只看眼前,我在擔任調查員的六年時間裡,累積豐富的社會經驗,接觸的人從高官顯要到販夫走卒都有。社會經驗需要時間去磨練,絕對不是天資聰穎就能懂的。如果我很快就考上律師或法官,完全沒有社會經驗,當律師一定很容易被騙。回顧這段人生歷練,雖然當初考了十一年才考上律師,現在看起來,反而像是老天爺送給我的禮物。所以我們一定不能太短視,不要只看眼前的得失成敗。法律屬於社會科學領域,一個人聰明才智高低所造成的差異並不大,只要肯努力,勤於做筆記、多思考,久了就能透徹,慢一點也沒有關係,我慢了十一年考上律師,成就也不差。堅持的過程中難免感到挫敗、孤單,要有耐心、耐得住寂寞;做些運動,適度排解失敗的感覺,不要怨天尤人,否則憂鬱症就來了。這些經驗談,希望能送給所有像我一樣不肯放棄、持續努力的年輕人。期許各位,從律師界的小小兵出發,總有一天,你們會成為撼動台灣不公不義高牆的進擊巨人。